1975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上呈中央的关于调整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翌年2月25日，依照中央的批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宣告解散，其职能由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接替，标志着存在了八年的兵团体系就此消亡。

在这八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悠久的屯垦戍边历史，抑或是新中国建设的漫长历程而言，实属转瞬即逝。然而，对于那些以15至20岁年龄段为主的知识青年群体来说，这八年却构成了他们生命中无与伦比的宝贵时光。

△ 2019年4月17日，在浙江省长兴县，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六十团的知青们欢聚一堂，共同缅怀屯垦戍边五十周年。如今，他们重聚一堂，共叙往昔。

△ 五十年前的他们

开 端

1968年6月18日，中央下达了《关于建设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的批复，史称“六一八批示”。紧接着，同年6月30日，该兵团在哈尔滨正式宣告成立。成立初期，兵团接收了93个农场，并整编为5个师以及3个独立团，司令部选址于佳木斯市。其肩负的使命主要可概括为“屯垦戍边、抵御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势力，保卫并建设边疆”。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位于风景秀丽的佳木斯市。

黑龙江兵团在黑龙江省分布情况。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与先前成立的兵团既有共通之处，亦展现出其独树一帜的特色。

自1954年起，声名显赫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宣告成立。继此之后，1966年2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亦应运而生。这两大兵团的设立，不仅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创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和切实可行的经验，还输送了大量人才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兵团均与中苏边界相邻，肩负着屯垦与戍边的双重使命。

背景与之前兵团成立不同。

中苏关系持续恶化，尤其是两国在东部边境的冲突愈发严重。

自1962年9月20日起，黑龙江省正式呈递了《关于中苏边境地区工作状况及未来建议的报告》。在该报告中，指出自1961年起，苏联在东北中苏边境地带的军事行动呈现出动作频繁、频率加剧、形式多样的显著特点，与50年代相比，形势有了显著变化。

在兵团成立尚不足半年的1968年1月5日，苏方便在乌苏里江的七里沁岛上部署了装甲车。转至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爆发冲突，黑龙江兵团迅速集结步兵营、担架营以及武装值班营，承担起执勤、弹药输送、伤员护送以及支援前线的二线作战任务。这一事实充分表明，黑龙江兵团自成立伊始便面临着紧迫的、与边防部队协同的“戍边”使命。

△ “屯垦”兼“戍边”

悠久开垦史，优质土地

黑龙江兵团所辖区域与昔日那如火如荼的北大荒开发运动覆盖的范围相仿，二者均涵盖了松嫩平原与三江平原这片古老的荒野之地。如今，北大荒已成为黑龙江垦区的代名词。

北大荒与新疆、内蒙古兵团所面临的耕作土地条件大相径庭，尽管它们同属边疆地区，但这里却是一片肥饶之地，被誉为“一捏黑土能冒油花，插下筷子也能生根发芽”。

“捧一把黑土，油花四溅；插入一双筷子，便能生根发芽”的壮美三江平原——摘自《航拍中国》

事实上，北大荒的开垦与现代化农场的创建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民国时期的垦殖局时期。该局的主要职责便是雇佣劳工，并利用机械设备进行荒地的开垦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黑龙江省开始尝试建立国营农场，而当时规模最大的通北农场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大荒的开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潮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的同一段时间内，先是农建二师北上拓荒，紧接着在中苏合作的背景下，友谊农场与克山农场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共有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哈尔滨等地的2600多名青年垦荒队员，分批次加入其中，这一批青年堪称下乡潮的先锋。

△ 1964年，知青郝焕文曾在友谊农场五分场从事长期工作——摘自《人民画报》。

在1954年至1956年期间，铁道兵完成了就地转业，并在此基础上，经统一规划，设立了铁道部农垦局。在此之前，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立已被提出。此外，自1958年起，10万名转业复原的官兵及其家属“进军”北大荒，这一壮举在1959年迎来了来自齐鲁之地的6万支边青年加入。其中，丁玲、艾青、聂绀弩等知名作家亦在此行列。

鉴于北大荒的开发与建设运动，亦即黑龙江省的大规模、有组织农垦活动，其启动时间远早于黑龙江兵团的成立，这为兵团在成立伊始便积累了丰厚的垦荒经验和坚实的物质基础。黑龙江兵团的成立，标志着北大荒开发运动迈入了新的阶段。在60年代，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新一批由军人转为农民的复员官兵，以及担任管理层的现役军人，共同构成了北大荒开发运动的第二代生力军。

尽管诸多因素和兵团的独特性导致先前积累的宝贵经验被舍弃，然而，其打下的坚实基础依然为兵团的建设贡献了无价之宝。以黑龙江兵团为例，其机械化程度相当高，许多黑龙江插队知青至今仍铭记着在雨季来临前，利用拖拉机展开的“机械会战”抢收麦田的情景，这一幕颠覆了我们对农村落后闭塞的固有印象。

此外，北大荒设有位于密山的测绘设计研究院，以及八一农垦大学，该校专注于支持北大荒的开发工作。尤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县级科学研究所的普遍设立，北大荒逐渐构筑起了一个以应用研究为主导，服务于大机械、大规模农场集群和大型生产基地的科研网络。

插 曲

在1968年黑龙江兵团成立之前，曾发生过一段引发历史爱好者热议、令亲身经历者记忆模糊的“插曲”。

1966年1月，东北局向国家呈递了一份报告，恳请批准约万名沈阳军区官兵转隶，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生产建设的兵团。该提议很快获得了国家的高度认可。同年3月，沈阳军区据此创建了两个新的农业建设师，随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应运而生，正式成立。

初观之下，此名称似乎与日后1968年确立的兵团名称如出一辙，实则二者差异显著。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前者未曾对自1947年起逐步构建的农垦体系进行调整，而彼时的“老兵团”成员已不再是职业军人，他们不再享有军队提供的薪酬与福利待遇。

无论如何，老“兵团”所建立的农场均归东北农垦总局或省农垦厅管辖调度。然而，1968年组建的新兵团则有所不同。在成立之初，该兵团便拥有至少3000名现役军人。他们不仅领导，还接管了东北农垦总局、省农垦厅的大部分农场，以及先前成立的老“兵团”。在这些农场中，职业军人担任管理者，从而使得新的兵团对原有的农垦体系产生了变革。

六十团领导合影，多职业军人。

尾 声

1976年2月，黑龙江兵团正式获得撤销的批准，这一时间点使其成为最后一个被裁撤的兵团。尤其是在1975年之后，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内的所有兵团均已宣布撤销。兵团的撤销已成为顺应时代潮流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避免地成为既定的事实。

对于黑龙江兵团而言，其撤销的动因与其他兵团相比，共性远超特性。

兵团军事建设减弱，生产建设受重视。

关于1971年中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本文不再详细展开。转而论及中苏关系，自珍宝岛事件后，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战争状态向相对和平稳定局面的转变。1969年9月11日，两国就边境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次年10月至11月，两国分别重新派遣大使，并且重启了新一轮的边界谈判，即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自此，双方未曾再出现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在宏观形势之下，兵团的职责已从高强度支持边防部队的军事需求中逐步解脱，其建设重点逐渐转向农业领域。农业产出与品质，以及兵团的盈余与亏损，已成为国家高层关注的焦点。

1972年9月，武汉军区下辖的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因生产效率低落、产量不达预期等多重问题，最终被撤销。在这一年中，众多部门对兵团的建设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其中，农林部对兵团的橡胶生产进行了详尽的调研，并在随后的报告中，对广西、云南、广州、福建等地兵团在橡胶生产过程中所显现的问题，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同样地，财政部对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兵团财务状况进行了严格审查。在7月21日，财政部行政事业财务司调查组发布了《关于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财务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亦点明了兵团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财政难题。

在5月至6月期间，农林部派遣了三支联合调查团队，分别深入黑龙江、新疆、内蒙古、安徽和浙江等五个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进行实地调研。随后，这些团队向国家提交了《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详细指出了兵团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广泛存在的、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的亏损难题

兵团的亏损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一状况也成为了兵团最终被撤销的关键因素。尽管各兵团的地理位置各异，所开垦的土地及耕种的作物亦各有不同，但亏损问题却是普遍存在的，且亏损规模之巨大令人咋舌。

上文所述南方诸多兵团橡胶生产效率的低下与产量短缺，不过是问题表象的一角。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在最初的四年里，该兵团便累计亏损高达11101.36万元。若将这笔资金转化为粮食，则足以供养全兵团的12万成员长达十年之久。

对于黑龙江兵团而言，按照理论分析，北大荒地区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加之肥沃的土地和健全的农垦体系，似乎不应遭遇此类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片被寄予厚望的土地，黑龙江兵团亦未能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

在1968年至1973年期间，我国对黑龙江兵团的投资高达7.3亿元。在这五年间，职工人数增长了50.8%，耕地面积扩张了34.8%。然而，粮豆的平均亩产量却从1968年的217斤降至128.6斤，降幅达到69.5%，上交的粮豆数量也从1968年的15.5亿斤锐减至4.7亿斤。自第二年始，兵团年年陷入亏损，五年累计亏损额高达5.37亿元，平均每年亏损额超过1亿元。这种状况不仅耗尽了先前北大荒建设积累的资本，更使兵团经济陷入了低谷。

混乱的管理问题

黑龙江兵团的案例揭示，亏损的症结并非土地资源，实则在于管理层面的不足。

首先，我们关注管理者层面。他们普遍缺乏现代农业生产管理的经验。对于被管理者来说，他们大多是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起初，他们承担了一些技术要求高、专业性强的职务。然而，随着兵团接收的知识青年数量不断增加，劳动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导致在当时无法有效解决的管理问题日益凸显。

起初，众多知青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甚至在一些机务工作组中，找不到一位受过全面训练的技术工人。再者，分配给每位知青的劳动量大幅削减，导致管理者们的积极性显著降低。此外，随着知青人数的增加，原有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并未相应增多，以至于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对于这些被管理者而言，生活艰辛无比。

体制变革的浪潮涌动，标志着我国从二元化格局迈向了一元化发展的新阶段。

在兵团建设伊始，便遭遇了双重的挑战。一方面，其职能呈现出二元特征，既要负责守卫边疆，又要承担开垦土地的重任；既要确保边疆的安全，又要推动边疆的建设；既要进行物质生产，又要加强思想教育和国防建设。

另一方面，其领导结构亦呈现出二元特征。1968年，由军区现役职业军人担任管理核心，而知识青年则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劳动主力。这一变革取代了原先由农垦局主导管理、转业及退伍军人构成劳动主体的农垦体系。

在现实的生产与生活中，隶属于大军区编制的兵团，一方面承担着由军区负责的行政与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另一方面，其生产计划与投资建设则归属于黑龙江省的管理范畴。在这一实际运作过程中，关于是更应侧重于边疆守卫还是农业生产与开垦的争论始终不绝于耳，军区与地方委两大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尖锐。

△ 黑龙江省委

为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国家层面及黑龙江兵团均经历了若干次变革。1973年8月，兵团正式从沈阳军区划归至黑龙江省的管理之下，其官方名称亦随之由“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更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落幕之后，黑龙江兵团着手启用那些原本隶属于地方农垦系统的干部，并推行了“工资改革”政策。这些措施成效显著。到了1975年，随着土地面积的拓展，兵团的粮豆总产量攀升至38.7亿斤，上交的粮豆数量首次超过20亿斤，达到了21.3亿斤。经营状况实现了由亏损向盈利的转变，盈利额达到了9177万元。

然而，这种调整依旧未能跟上时局的发展和潮流的变迁，戍边任务依然隶属于兵团的职责范围之内。

1975年12月27日，一份由黑龙江省提交的关于调整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获中央批准。正是这一文件的批复，标志着原有兵团体制的变革，使其转变为国营农场，从而将边防守卫与屯垦戍边的双重职能分别由边防部队和国营农场各自承担。如今，于1981年重新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采用计划单列的体制，正是为了吸取过去二元化管理模式的弊端教训。

结 局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辉煌历史在1976年的《请示报告》批复中画上了句号。那段仅八年的岁月，如同转瞬即逝。然而，北大荒的开发征程却未曾停歇。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接过了黑龙江兵团在边疆屯垦的历史重任，历经多年不懈的发展与改革，继续书写着新的篇章。

△ 1997年，原“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正式更名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2018年12月16日，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正式挂牌，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我国改革事业迈入了崭新的第三阶段。历史的长卷已翻至当代的这一篇章，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大荒再获丰收

现今，我国已设立三江平原保护区，该区域已停止开垦与屯田活动。北大荒的开发与利用，由此步入了更加科学化与可持续性的第三阶段。